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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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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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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宫廷服饰

  袍   满族人尚袍,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穿袍。袍,满语称为“衣介”,袍的基本款式是圆口领、窄袖、左衽,衣摆四面开衩,有扣襻、束腰带。男袍下摆肥大,至脚面。由于其特点便于骑射,也称“箭衣”。 满族的袍无领,穿时外加条领子,俗称“假领”。清代的朝服,采用“披肩领”,就是形似披肩的大领。满族的袍分常服袍和行服袍,常服袍是平时所穿的袍,行服袍是外出穿的袍。行服袍比常服袍短几寸,袍的右襟裁下一尺左右的一块,用纽扣绾上,乘骑或长行解下,也叫“行袍”或“缺襟袍”。
  “箭袖”,满语叫“哇哈”,是很有特点的一种窄袖。是在男袍的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袖头,一般最长半尺,其形像马蹄,又叫“马蹄袖”。平日绾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骑射可暖手防冻。进关之后,骑射之风逐渐衰微,袍褂上的箭袖也不再起原来的作用,只作“掸袖”,行礼而用。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将马蹄袖掸下,两手伏地叩见,成为一种专门礼节。
  满族妇女的服装与男装一样,以袍服为主。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满族人的袍服有所发展变化,与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满族妇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的前身。清代初期妇女之袍,其外部轮廓呈长方形,为圆领口,窄袖,有扣襻、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袍下部开衩,下摆宽大,袍长可掩足,袖口平而大,整件旗袍从上到下由整块衣料裁成,衣领袖口镶边较窄,颜色较素,突出了简约而实用的特点。
  朝珠  由佛教数珠发展而来。按清朝冠服制度,君臣、命妇凡穿朝服功吉服必于胸前挂朝珠。朝珠由108颗珠贯串而成,每隔27粒串入一颗大珠,义为“佛头”,与垂于胸前正中一粒佛头相对的一粒大珠称为“佛头塔”,由佛头塔缀黄绦,中穿背云,末端坠一葫芦形佛嘴。背云和佛嘴垂于背后。在佛头塔两侧缀有三串小珠,每串有小珠10粒,名为纪念(或称之为“三台”)。一侧缀两串,另一侧缀一串,两串者男在左、女在右。朝珠以产于松花江的东珠最为贵重,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才可以佩戴。
  花翎   花翎指带有“目晕”的孔雀翎。“目晕”俗称“眼”,即羽毛纹饰。通常插在系于朝服和吉服冠上的翎管中,常与顶子相连,俗称“顶戴花翎”。清初,戴花翎并不是品级的标志,而是对立功人员的一种赏赐。花翎以三眼为贵,乾隆时期宠臣经略大学士傅恒及战将福康安屡次立功,多次获得皇帝赏赐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清中后期,关于戴花翎的规定更加严格,主要是对皇室以外武官的一种赏赐。亲王与郡王的爵位虽然尊崇,但除非蒙皇帝恩赐,否则不许戴翎。而且赏赐的花翎只能戴在吉服冠、便帽或行服冠上,朝冠不戴饰。
  钿子  清八旗贵族妇女平日梳旗头,穿朝服时戴朝冠,穿吉服时戴吉服冠,还有一种类似冠的头饰,是在穿彩服时所戴,叫做“钿子”。钿子实际是一种珠翠为饰的彩冠。前如凤冠,后加覆箕形,上穹下广,以铁丝或藤做胎骨,网以皂纱或以黑绒及缎条为罩,戴在头上,顶向后倾斜。前后饰以点翠珠石。钿有凤钿、满钿、半钿三种。凤钿装饰珠翠玉石的钿花9块、满钿8块、半钿5块,每块钿花又由5至10件配件组合而成。材质有金、玉、红蓝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玛瑙、绿松石、翠羽等。钿花又称为面簪,形式有双龙戏珠、葵花、菊花、花卉蝴蝶、花卉蝙蝠、翔凤、如意云头等,多以点翠为底。有些钿子还用珍珠流苏作成垂饰,前后衔一排或数排流苏,前面的流苏可垂至眼前,后面的流苏可垂至背部,这种带流苏的钿子就是“凤钿”。
  活计   按满族的祖先女真人传统生活习俗,外出行猎时都在腰间系挂“法都”,法都就是用皮做成的皮囊,里面可装食物,囊口用皮条子将口抽紧,便于在途中充饥。后在与汉人频繁接触中,仿效汉人用绫罗绸缎等丝织品制作荷包、香囊、褡裢、火镰袋、扇套等既实用又有装饰美化作用的小挂件,佩挂在腰带两侧,成为定制。而女子则把荷包、香囊等挂在大襟嘴上或旗袍领襟间的第二个纽扣上,年纪大的也有在腋下巾子挂在一起的。年轻男女还配上小怀镜、香牌之类,因此又有镜套、牌套、手套等织绣小件,统称为“活计”。
  一耳戴三钳  满族妇女喜欢戴耳环,并恪守传统习惯一耳三环。他们称环形穿耳洞式的耳环为“钳”。故后妃们穿朝服时一耳戴三钳。乾隆皇帝就曾强调过“旗妇一耳戴三环,原系满洲旧俗,断不可改饰”。

清宫祭祀

  堂子祭天  努尔哈赤时期,宫廷萨满祭祀以堂子祭天为主,但元旦之日必先拜堂子后祭于正寝。皇太极时期,清宁宫元旦拜神遂成礼制,悬幔祭神初具规模,堂子祭的地位依然尊崇。皇太极在崇德元年规定堂子圆殿元旦拜天制度,从而确立了堂子祭的国祭地位。随着皇权的发展,堂子祭的祭祀规格虽然不断提高,但国祭地位逐渐减弱,逐渐恢复为爱新觉罗氏族祭的性质。史载每年春节正月,皇太极都要率领诸王贝勒文武臣出沈阳城东内治门外谒堂子,谒堂子后,皇太极回清宁宫拜神,然后御朝上殿。
  清宁宫祭神  满族的萨满祭祀经历了自然崇拜的萨满野祭、以天神、祖先神崇拜为主的萨满氏族祭、家祭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家祭进入清初宫廷就形成了清入关前的宫廷祭祀礼俗。皇太极时期,清宁宫的拜神活动,是盛京皇宫内的主要宗教活动。按照满族固有的家祭习俗,在清宁宫西墙正中设置神龛一、北墙西设神龛一,“廷树杆”,进行萨满祭祀活动。皇宫内的家祭分为“磕头祭”和“使唤猪祭”。“磕头祭”不杀猪,不请萨满,仅家人供献糕酒,磕头三遍。皇太极元旦祭堂子后回清宁宫拜神,所举行的就是“磕头祭”。“使唤猪祭”则是在清宁宫除供献糕酒外,还要杀猪,并请萨满跳神。这一般在元旦开始举行,包括朝祭、夕祭、背灯祭、祭天(还愿)等。朝祭、夕祭、背灯祭在清宁宫室内举行,祭天还愿在清宁宫外的庭院举行。
  祭祖陵  清代皇帝的皇陵分布在关外和关内。关外有永、福、昭三陵。永陵位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为肇、兴、景、显四祖陵;福陵位于沈阳市东郊,埋葬努尔哈赤的骨灰;昭陵位于沈阳市北郊,埋葬皇太极的骨灰。清入关后,诸帝对告祭祖陵之礼亦很重视。先后共有四位皇帝十次东巡祭祖,时间分别为康熙十年、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嘉庆十年、二十三年;道光九年。

清初皇室婚俗

  收继婚俗  在早期满族社会中,一夫多妻制和氏族外婚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贵贱,人有数妻”。贵族的正妻(福晋)都不只一人,位次按年龄、嫁入时间、娘家家族地位排列,身份高于妾。同族伯叔兄弟亡,可不论亲属辈分关系,收继其妻。当时女真社会盛行收继婚俗,即子可妻庶母、侄可娶婶娘、叔父可娶侄媳、弟可娶嫂、兄可娶弟媳。在努尔哈赤的后妃中,最能体现女真人收继婚俗的,是“衮代皇后”富察氏。富察氏原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之妻,其夫死后,被努尔哈赤纳为继室。又为努尔哈赤生了二子一女。
  不论辈分和近亲结婚  根据史籍记载,清太宗皇太极有名号的后妃共有15人,而地位最为尊贵的“崇德五宫后妃”,全部是蒙古族女子,更有三位出自科尔沁部。天命十年(1625年),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子吴克善送妹与皇太极为妃,此女即庄妃。宰桑贝勒是莽古思之子、中宫皇后的兄弟,因此庄妃是皇太极中宫皇后的亲侄女。天聪八年(1634年),吴克善又送一妹至沈阳与皇太极为妃,这次送来的是庄妃的胞姐海兰珠,被皇太极纳为宸妃。这样一来,形成了莽古思一门姑侄三人同嫁一夫的局面。并且,皇太极将与庄妃所生之女又回嫁吴克善之子,这是满族早期婚俗中不论辈分和近亲结婚的表现。
  努尔哈赤先娶叶赫部杨吉努女孟古姐姐,后叶赫部又许以贝勒布扬古妹(孟古姐姐的侄女,即著名的叶赫老女,因叶赫背盟而未娶)。努尔哈赤纳布占泰侄女,其弟舒尔哈齐娶布占泰之妹,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布占泰,所以舒尔哈齐既是布占泰的妹夫,又是布占泰的岳父。天聪九年,皇太极、阿巴泰、豪格父子辈三人分娶了林丹汗三妻。当然,这些婚姻的缔结,无不与政治和共同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侧妃改嫁  在皇太极的后妃中,一个已经为他生过两个女儿的侧妃——蒙古扎鲁特部代青贝勒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却被改嫁他人。皇太极作为一国之君,令自己的妾妃改嫁,这在中国的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说明满族联合体成立及发展初期,君臣礼仪及封建等 级观念尚未完全形成。
  母方交叉从兄妹婚  天聪七年四月,大妃(孝端文皇后的生母)、次妃(庄妃生母)等科尔沁左翼的首领一齐来朝。太妃见到了太宗的三位女儿(皇二女9岁、皇三女6岁、皇四女5岁),恳请迎娶皇二女。太宗以皇二女尚且年幼为由拒绝,却约定将来将皇三女(母为孝端文皇后)和皇四女(母为庄妃)分别下嫁孝端文皇后之兄寨桑的孙子祁他特和庄妃之兄吴克善之子毕勒塔噶尔。皇三女于崇德四年与祁他特结婚,皇四女于崇德六年与毕勒塔噶尔结婚。皇三女与祁他特、皇四女与毕勒塔噶尔的婚姻属于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母方交叉从兄妹婚。

清宫饮食

  兽肉   由于长于狩猎,兽肉成为满族人餐桌上的美味。即使在清入关统一全国后,山珍海味仍是宫廷的最爱。因此,朝廷令各地方每年进献的贡品中,虎、鹿、獐、狍以及野鸡等的干鲜肉必不可少,至鲟鳇、白、鲢等海产品也是指名必贡之物。但地方每年按例进贡仍不能满足宫廷的需要,清政府还特意拣派官员,设置专门机构采捕。
  喜食黏食 关于清初满族宫廷饮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规定。但从一些散见的史料中,我们也能略知一二。《黑图档》等宫中档案对康熙帝三次东巡的膳食有详细记载,康熙帝首次东巡盛京时,距清政权入关中原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仍保持着喜食黏食的生活习惯。东巡途中从皇庄征调的的粮食主要有高梁、稷米(黄米,黏米的一种)、小米、稗米、燕麦、粳米(黏米,北方人俗称“江米”),还有小豆、绿豆等。东巡途中也备有炒面,如“高梁炒面、小米炒面”多种,也是满族早期生活习俗的反映。满族人早期行军作战、行围打猎,炒面便于携带和保管,用来充饥最好不过。
  蜂蜜  满族先人早年生活的长白山区,是养蜂采蜜的天然场所。因此满族人很早就有专门的“蜜户”。清入关前盛京皇宫内置有“蜜仓”和“熬蜜房”,说明宫廷仍保留着食蜜的习俗。生蜜经熬制后用于制作糕点和蜜渍、蜜饯水果,至今仍有许多满族的传统食品流传下来,如“萨其玛”、蜜渍山里红、蜜饯果脯等,受到人们的喜爱。
  猪肉  满族人养猪有悠久的历史,逢年过节、祭神祭天等活动以猪作“牺牲”,杀后先用于祭祀,后众人分而食之,名曰“吃福肉”。档案资料记载盛京皇宫原建有十间肉楼,专门用于储备猪肉等肉食品。猪油也受到满族人喜爱,用来炒制各种蔬菜。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时,命盛京内务府备办猪油炒白菜、芹菜、菠菜等共60罐。
  奶制品 从康熙帝东巡所用膳食中还可看出,入关后的皇室贵族仍喜爱奶及奶制品,喜欢吃各种腌菜。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时,令备挤奶乳牛一百二十条,其中七十条要随驾而行。

育儿习俗

  悠车育儿  今天人们参观沈阳故宫时,在皇八子的生母海兰珠所住的关雎宫和皇九子福临的生母布木布泰所住的永福宫里,仍然可以看到吊在火炕上的悠车。这是专家查阅了清宫档案后所做的原状陈列展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族独特的育儿习俗——悠车育儿。
  “养活孩子吊起来”中东北民俗三大怪中的第二怪,即指满族的悠车育儿习俗。悠车育儿是满族独有的育儿习俗,带有浓郁的东北狩猎民族遗风。婴儿睡悠车之俗缘起于满族早期的渔猎采集时代。当时,处于氏族社会的满族人生活在野兽出没的山林中,以狩猎和采集山货野果为生。女人在孩子幼小的时候,也不得不像男人一样骑马狩猎,上山采集。因山林中经常有毒蛇野兽出没,妇女无法随身携带婴儿或幼子;放在家里又担心孩子因无人照看而出危险。思来想去,聪明的满族妇女终于想出将孩子“吊起来”的办法,将婴儿、幼童放在树皮或兽皮篮袋里,用绳子高高地吊挂在树上或住室内的高处,这就是悠车的雏形。
  满族孩子睡悠车时,一般人家多在棉褥子上面铺上一个内盛谷糠的布口袋,垫在婴儿身下,俗称“糠口袋”,既利水又去火,婴儿睡着舒服又少生病;肩臂和腿部都要用布带子绑住,在防止翻身掉下悠车的同时,使肩平、胳膊、腿直,有利于长大后骑马射箭。满族人以孩子后脑勺扁平为美,由于绑在悠车里的孩子不能随意翻动,只能仰卧,所枕的枕头为小米或高梁米所装,时间长了会使孩子的后脑勺变平,使婴儿的面庞增大、丰满。满族谚语有“睡好了后脑勺,成全了前门脸”之说。

丧葬习俗

  火葬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火葬盛行起来,即将尸体焚化后埋葬骨灰的复合葬法。努尔哈赤死后就是先进行火化,后存骨葬于沈阳福陵。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崩,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周年忌日)“以国礼焚化大行皇帝梓宫”,然后将骨灰移入宝宫中,十一日,将宝宫安葬于昭陵。满族入关后,从顺治帝制定的祭葬礼中可以看出,入关之初,火葬方式和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一致。
  人殉  以人殉葬的习俗在清初一度盛行。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十一年,终年68岁。大妃乌拉纳喇氏自尽从殉,年37岁。努尔哈赤的两个庶妃阿吉根、代间察普从殉。而在努尔哈赤生前,其爱妃孟古姐姐逝世时,曾以四婢殉之。其妹亡,又以二女殉之。皇太极即位后,人殉仍然尚行。莽古尔泰死,他的乌拉福晋从殉。不仅妻殉其夫,奴仆殉主的情况也有。皇太极崩,其近侍敦达里、安达里二人从殉。直至清入关后,人殉仍然时有发生。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贵妃(董贵妃)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至寻死觅活,一切不顾,人们不得不昼夜守着他,使他不得施行自杀。三十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

节日习俗

  元旦、冬至、万寿(皇帝诞辰)称为清朝三大节日。
  元旦朝贺  清朝的朝贺仪始自天命元年(1616年),太祖努尔哈赤始行元旦庆贺礼。元旦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清代沿用汉代正月初一为岁首。元旦这一天皇帝除在御殿受贺外,还要在清宁宫举办皇帝内廷家宴,被邀请赴宴者,都是皇帝钦点的皇子、皇孙以及近支王公、贝勒,乾隆年间也是如此。
  张挂春联和门神  清代宫廷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各处张挂春联并于次年正月下旬撤去。为什么是挂而不是贴呢?这是因为这样不仅用起来干净,而且如果保存得法的话,可以多次使用。春联例以白纸或白绢书写,蓝边包于外,红条镶于内。使用白纸春联,是满族文化习俗的一个明显特点。这源于满族尚白的习俗。清入关后,在北京地区生活的满族受中原习俗的影响,逐渐以为白色不吉,才在原有习俗的基础上加以改变,白对联上镶上了蓝或红色的边。书法最初用满文,清中叶后用汉字。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规定在清宫各处张挂门神,于第二年二月初三日撤下贮存库中。
  冬至祭天  冬至是寒冷到来的节令,从冬至开始,白昼逐渐变长,黑夜逐渐变短。历代十分重视这一天,有“冬至大似年”一说。清代在冬至前一天,在南郊天坛的圜丘举行祭天仪式,祭祀活动从午夜开始,设祭坛、树天灯等,附近的寺观不得鸣钟击鼓,居民不得燃放爆竹,以表敬肃之至诚。冬至多由皇帝亲祭。

“避痘”习俗

  痘疹,又称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明末清初阶段,天花曾肆虐一时,成为严重威胁人们生命的疾病,即使在宫廷中,也是谈“痘”色变。东北地区“其地严寒,土旷人稀”,明代关于此地流行痘疹的文字资料比较少见。努尔哈赤崛起前后,痘疹流行于东北女真之地的记载陆续见于史籍。皇太极时期,痘疹更加猖獗。天聪五年正月、夏六月、天聪六年春二月、十二月、天聪八年春二月、崇德二年十月、崇德三年元月至五月、崇德四年四月、崇德七年四月至十二月及翌年正月,盛京地区都曾大规模地流行过痘疹,使大贝勒代善子岳托、马瞻、巴喇玛以及额驸和硕图之子和尔本、多铎的福晋丧命。
  皇帝为“避痘”,采取了许多方法。一是别居,一是行猎,一是免行朝会。不住皇宫而住在避痘所称为别居。行猎即皇帝在痘疹肆虐之时,大举行猎于凉爽空旷地域,以达到避痘的目的。自皇太极起,清朝皇帝就曾因“国中流行痘疫”而不出临庆典朝会。为保证皇室成员的生命安全,清初宫廷形成了诸多关于避痘的特殊惯例。天聪六年皇太极即规定“今后凡往避痘处所,免用仪仗”。崇德元年又规定“未出痘的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若出痘,不能相互看视,以防传染。但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也仅能采取消极躲避的办法。由于清初皇室对于痘疹的无可抵御,顺治皇帝于24岁时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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